明明全村都在拆迁，我却反手盖起大酒店！当村子里的机场建成后，我靠酒店直接躺赚！

机场建设的消息像一阵狂风，瞬间席卷了原本寂静的安宁镇。

补偿款、安置房、城市户口……这些词汇成了镇上人们茶余饭后的永恒主题。印着“拆迁办公室”字样的白色面包车在飞扬的土路间往来穿梭，工作人员戴着红袖章，拿着卷尺和登记簿，挨家挨户地丈量、谈判、落笔签字。

我叫付清，家在镇子最东头，守着一栋有些年头的两层老宅。父母走得早，这大房子平日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。

第一天，车子从我家门口呼啸而过，没停。我安慰自己：大概是先从西头量起，还没轮到我。

第一个星期，邻居李婶家谈妥了。她拿着补偿协议，嘴咧得像荷花，见人就显摆那笔不小的数字。路过我家时，她总要扯着嗓子问一句：“阿清，你家也快了吧？”我总是笑着点头，心里却开始打鼓。

第一个月，东头的住户也陆陆续续签了约。很快，镇上每一面灰墙上都刷上了鲜红夺目的“拆”字，唯独我家的墙，依旧灰扑扑的，干净得让人发慌。

三个月过去了，安宁镇已经空了大半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心。

我最终踏进了镇政府的大门。

镇长郑大钱正忙着打电话，肥硕的手指夹着烟。见我推门进来，他只是不耐烦地掀了掀眼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郑镇长，我想问问机场拆迁的事，为什么一直没人来我家？”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静。

郑大钱慢悠悠地放下电话，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巨大的规划图，指尖在上面重重一点：“你自己看。”

我凑过去，心脏猛地一沉。

图纸上，那条代表拆迁范围的“红线”，像一柄精准而锋利的刀刃，紧紧贴着我家的院墙边缘划过。我家那栋两层小楼，就像一个被大部队遗弃的孤岛，被冷冰冰地甩在红线之外。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的声音有些发抖，“全镇都拆了，为什么偏偏漏掉我家？”

郑大钱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官威：“那是专家的决定！红线就划到那儿，规划就是规划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行了，我还有会，你回去吧。”

他起身径直走出门，留下我一个人对着那张图纸发呆。

踏进家门时，正好撞见李婶在搬家。卡车引擎轰鸣，家具一件件被抬上车。

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李婶脸上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笑：“阿清，去问过啦？”

我没吭声。

她撇撇嘴，尖酸地笑道：“我就说吧，你家这位置……难喽！人家建机场，你这房子正好在边上，挡不了道，拆了还得赔钱，多不划算啊。”

另一个邻居也凑过来，语带嘲讽：“这下好了，以后全镇就剩你一户。守着这破房子过一辈子吧，周围全是跑道，飞机降落吵都吵死你。等我们住上城里的电梯房，你就在这儿闻飞机的尾气吧！”

刺耳的笑声在空旷的街道回荡。我没有争辩，只是缓缓抬起头，静静地看着这栋陪伴我长大的小楼。

当最后一辆搬家车消失在视线尽头，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发小苏婉的电话。

“阿清？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”苏婉在市里的一家银行当客户经理。

“苏婉，我想咨询一下贷款的事。”

“贷款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没事，”我看着空荡荡的街道，语气出奇地平静，“我想把家里的老宅翻新一下。我把积蓄全掏出来，加上贷款，我要凑够一千万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，苏婉的声音带着震惊与愤怒：“阿清，你疯了？我听说了，你们家不在拆迁红线里，这不明摆着是被人故意画在外面的吗？这口气你不能就这么咽了，还往里砸钱？”

“我没疯。”我轻声说，“红线画在哪里，他们说了算；但这块地以后值多少钱，我说了算。”